不能把“商业维权”与“版权流氓”划等号

时间：2020-10-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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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把“商业维权”与“版权流氓”划等号

  

近期公众关注的热点事件，除了视觉中国与黑洞照片，还有那位在奔驰汽车引擎盖上哭泣的女士。其实两件事情都在说明一种现象，即维权难，说其过程凄惨也不为过。和汽车等有形财产相比，知识产权等无形财产的维权难度更大。因为不论是权属、侵权行为或者涉案知识产权的价值，权利人提交证据都更加困难。这也是为什么，在知识产权维权实务中长期存在着举证难度大、侵权成本低、赔偿数额低、维权成本高的说法。想了解更多商标注册知识，或是其他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，欢迎关注好听商标转让网知识产权商标在线查询 ，我们有问必答!

正是考虑到知识产权维权的难度，为节省维权成本，提高维权效率，在某些侵权事实较为清晰的领域，商业维权维权公司等模式逐渐出现并得到用户欢迎。尽管商业维权 维权公司或者某些专职律师事务所的具体运作模式各异，但其核心要义均在于，接受权利人委托或授权，通过集中诉讼对版权、商标权等开展维权。在此过程中，权利人与代理方通过签订代理合同,约定诉讼风险、收益等权利义务,并由维权代理人负责诉讼活动以取得实际经济收益。




可以看出，商业维权模式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，有利于发挥其专业优势、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，也能够促进整个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氛围的形成。笔者试图说明的一个事实是，维权因侵权而生，先有侵权才有维权。在此基础上，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，怎样的维权方式才是合法、合理的?或者说，商业维权模式是否合法、是否具有道德可责性?

知识产权司法实务中，对于权利人来讲，其至少需要证明下述事实：其有权对涉案知识产权主张权利、被告确已实施涉案侵权行为、涉案知识产权的价值以及被控侵权行为给其带来的损失等。一旦该等证据链条得以建立，被告则必须对其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，而不论原告是权利人或者是代理人。

如果一切正常，商业维权行为是无可指责的。然而，市场是逐利的，尤其是在各种法律规范和职业伦理还不配套的情况下，不可避免地出现假借保护权利之名、行敲诈勒索之实的权利滥用等行为。例如，将未获得授权或者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版权拿来维权，这种行为很显然是不能得到法律支持的。视觉中国公司的维权行为之所引发舆论抨击、产生公愤，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把公共领域的作品据为己有，并以权利人身份进行大量诉讼，迫使使用这些作品的人就范，向它付费购买其本不具有权利的作品使用权。

正是由于业界存在个别投机钻营行为，存在假借保护权利之名、行敲诈勒索之实和权利滥用的现象，致使商业维权行为在公众眼里产生了不良观感，一些激进的言论甚至把商业维权与法律流氓划上等号，这是有失偏颇。从字面上解释，流氓原指无业游民，现在多指不务正业、为非作歹的人。而商业维权是以专业能力服务权利人维护自身利益，正是这种商业行为的出现，为许多当事人解决了时间精力有限、对法条和程序了解不足等难题，促成了大量纠纷案件的司法裁决。

不可否认，商业维权在维权实务中确有不规范之处，例如圈里众所周知的权利瑕疵打包销售许可等现象，这些行为有待于业界加强自律，有待于社会公众强化监督，也有待于法院明察秋毫、予以驳斥。但却不能因此简单粗暴地下结论，全盘否定商业维权行为的现实作用和社会价值。

总体来讲，对于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，不论是原始权利人还是代理维权的商业主体，社会公众都应该予以尊重。这既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的规定，也是我们鼓励原创、激励创新的现实需求。在某种程度上讲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意识，摒弃各种拿来主义的落后行为，真正树立起尊重原创的意识。因此，对于商业维权等行为还不能贸然帖上版权流氓的标签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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